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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：据不完全统计，中国失独家庭已超100万，正以每年7.6万的速度递增。文章中的母亲孙丽萍刚失去女儿时，总觉得低人一等，躲在家里，屏蔽一切冷眼和热心。通过参加互助组织，她终于“熬了过去”。可更多人熬不过去，每天经受着痛苦，就像她的丈夫老耿。他们中那些年老体弱、无法再生育二胎、也无力收养婴儿的父母，成了这个社会最失重的一群人，空空荡荡的生命无处安放，养老问题也不知何时能解决。 
目前，中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,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.6万个。（网络图片）
因为买手机的事，孙丽萍和老公耿忠诚在商场里吵了起来。 一台一千二的手机，搞促销降价三百。孙丽萍觉得挺实惠，也急着用，马上付钱买下。店员去仓库提货时，一直沉默的老耿忽然念叨手机买得不好。孙丽萍连声解释，他也不听，还破口大骂。 等店员回来，孙丽萍已经涨红了脸在抽泣。店员战战兢兢地把新手机递向夫妻俩。越说越气的耿忠诚一把抢过来，往地上砸去。哐，屏幕碎了一角，耿忠诚夺门而出，孙丽萍愣在了原地。店员赶忙捡起手机，小心地问孙丽萍：“他怎么了？” “受刺激了。老耿以前不这样。他以前讲道理。” 耿忠诚今年六十三岁，平头圆脸，皮肤黝黑。05年7月，独生女丹丹因病离世后，他的性格变得暴戾，“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”。孙丽萍陪他去医院做检查，结果是“有精神病的症状，但算不上严重”。 十一年了，他只是还没从中年丧女的悲痛里完全走出来。而孙丽萍与其他同命人一起，成立了失独者互助组织。他们定期筹备活动，走访慰问失独家庭，以抱团取暖的方式自救。 “孩子走了，我感觉自己低人一等” 女儿离开那年，孙丽萍整个人像是丢了魂。 她晕倒在女儿的病房里，被老公扶回家。为女儿办丧事，从火化、选墓地，到下葬，她都没能顾上。只身去超市购物时，她才发现自己连洗发水也不会买。生活用品平常都是女儿挑选，“我推车跟在后头，顶多结个账”。 亲友们给女儿送来花圈，摆在单元楼门口。有邻居瞧见条幅上的名字，以为写错了，特意上门确认，才相信真的是老耿家二十三岁的丹丹。丹丹死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，从入院到抢救无效，只有五天。 
拥有独生子女的家庭，一旦孩子去世，老人就陷入了老无所依的困境。（网络图片）
孙丽萍清楚地记得，女儿病发的那个清晨是周四。老耿外出务工，不在家。丹丹从凌晨两点开始喊肚子疼，期间不停地上厕所。熬到五点多，孙丽萍连拖带拽地将女儿弄去医院，挂了急诊。 那时候，医院还没装电梯。她背着个头比自己高的女儿，爬上爬下地去做各类检查。检查完孙丽萍几近虚脱。 说起那天，孙丽萍又哭了，抱怨医生迟迟查不出病因。周五丹丹转入重症监护室。病情迅速恶化，周日那天眼看着快不行了，孙丽萍在走廊里发疯似地到处求助，却连“一个医生护士都找不到”。那天病房只有少数的值班医生，“我女儿就这样被耽误了”。 孙丽萍原本是地矿局的一名会计。女儿离世后，她就没回单位上班，也不再去小区附近的公园跳交际舞，还疏远了大部分认识女儿的邻里。“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”，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。 正常的生活没法过，只能“混日子”。她每天随便做一两顿饭，有时甚至不吃。直到弹尽粮绝，才外出一趟，买上够吃十天半月的食物，路上还得躲着熟人。 06年年初，耿忠诚也向单位申请了停职。他是司机，女儿过世后开车老分神，事故频发。路上的行人和风景飞快地往后倒退，关于女儿的记忆却向前驶来，占据了他的脑子。他还担心孙丽萍一个人在家，想不开自杀。耿忠诚对她说，自己思维不正常了，怕是走不出来。 原单位给夫妻二人每月发一千块的生活补助，成为这个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他们省吃俭用，偶尔因各种小事争吵。更多时候默默流泪，相顾无言。与“孩子”有关的任何话题都不能在家里提及。最害怕的是收到亲友送来的喜事请帖，而节日里的鞭炮声只会提醒他们——自己的家庭已不再完整。 为了逃避睹物思人的伤感，08年左右，在生活最拮据的时候，他们卖掉老房子，搬到郊区的新家。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，的确需要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。 
失独家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。（网络图片）
“是你们自己没照顾好孩子” 2006年5月，母亲节前夕。老耿打开电视，看到本地一档谈话节目。 孙丽萍正在厨房烧菜，突然听见老耿大喊：“快来，快来，电视里有人和我们一样。”一个看起来跟她同龄的女人面对镜头说：“孩子走了，我做母亲的资格也被剥夺了。”孙丽萍感同身受，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的不幸并非个例。 镜头里的女人叫职云霞，能歌善舞，从事教育行业。02年，她儿子因肝病去世。为了给债台高筑的父母省丧葬费，儿子生前要求把骨灰洒进长江。 打了三次栏目的热线电话，孙丽萍才问到职云霞的联系方式。两人第一次见面，是在一个失独家庭的小型聚会上。这个七人聚会由失去了女儿的王志鹏发起，他身材瘦小，高度近视。有次山体滑坡，一块大石头正好砸中女儿乘坐的旅游巴士。 失独父母彼此一见如故，讲述各自失去孩子的心情，“像是遇到了亲人”。孙丽萍和其他失独者一样，希望有个专门的互助组织，把这份久违的温暖留住。 彼时，全国只在上海有一家类似的机构，名叫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。 “星星港”由失独者自发形成，活动以谈心、聚会、讲座辅导为主。孙丽萍一行13人特地跑去上海取经学习。与他们不同，“星星港”的失独父母更加豁达，没把悲伤挂在脸上，“心情也放得开”。 
上海的失独父母集体放飞气球寄托哀思。（网络图片）
他们了解到要成立一个社会团体，首先得通过主管该团体业务的部门审批。再由发起人或发起组织，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。2005年9月，得到殡葬公司福寿园帮助的“星星港”，在上海青浦民政局成功注册。 回家后，他们也去一家殡葬公司咨询。接待人员起初以为这群中年人要挑选墓地，端茶倒水，笑脸相迎。等王志鹏说明来意，对方立马拉下脸来，挥手把他们往门外赶。 那时正值盛夏，酷暑难耐。他们颓丧地走在大街上，“汗泪直流”。孙丽萍觉得心口特别痛，“那些人对失独不了解，对我们也特别冷漠”。这一切，都让她感到心寒。 后来他们又找到老龄委、计生委、妇联等相关部门提出申请，讨要说法。要么遭受冷眼旁观、粗暴对待，要么被“踢皮球”。“他们害怕担责，后来就开始躲我们。” 十年前，很少有人会将失独家庭看作社会问题。更多时候，它是一个命运的悲剧，责任在父母自身，不在政策和国家。 他们曾与一位妇联主任发生争执。主任骂到：“是你们自己没照顾好孩子，才落得这样的下场。”王志鹏气得把办公室的桌子都掀翻了。另一位家长心一狠，也口不择言：“你别笑话我们。我们的今天，也许就是你们的明天。”妇联主任沉默了，这个中年女人看上去也是位母亲。 直到遇见热心肠的杨浩，互助组织的筹备才有着落。他是一家殡葬公司的企划部主任，在报纸上看到这群失独父母后，主动联系了他们。公司愿意提供3万元注册费，每月1000元活动经费，以及固定的活动场地。 经过大半年筹备，2007年1月，属于这群失独父母的互助组织，才正式成立。 
家长们踊跃为失独互助组织捐款。（摄|吴绛枫）
安放在互助组织上的生命 如今，孙丽萍作为秘书长，负责联络会员、统筹活动、应对媒体等大小事宜。她原本只想做一名会计，帮忙管管账。杨浩发现她为人细心尽职，力挺她做负责人。 那时女儿刚走不到两年，孙丽萍再三推脱，觉得自己还有些神志不清，没办法处理组织的事情。杨浩领着几位失独父母和殡葬公司的相关领导，上门游说。她才没再拒绝。 成立之初，会员不到50人。经过媒体报道、失独父母相互转告，数量一度超过300，如今稳定在110人左右。有些失独父母再生了小孩，或者领养了孩子，又或者年事已高、行动不便，便会自动退出。 殡葬公司提供的活动场地，最初位于城郊的一处陵园内，地段“太偏远”。在那办了几次活动后，他们开始打游击战，去过市里的福利院、少管所、救助站、养老院。公益活动隔三差五办一次。要好的会员之间，每周也有小范围聚会。 今年清明刚过，失独父母搞了一次茶话会。孙丽萍提前一周开始联络会员，冒着大雨勘察活动场地。手机不合时宜地坏掉，她怕耽误事，着急地跑去商场买手机，却和丈夫大吵了一架。 有44位失独者参与这次茶话会。沉默寡言的父亲们坐在会场的最后两排，闷了就跑去外头抽支烟。母亲们则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玩自拍、聊天，说些柴米油盐的家常，不再提起孩子。孙丽萍被一旁的朋友拉住合照。面对镜头，她眯缝着眼，勉强笑了笑。 
参加茶话会的失独妈妈正在聊天。（摄|吴绛枫） 其实孙丽萍特别开心，失独父母是同命人，是“比亲戚来往还多”的朋友，“更好相处”、“更加知心”。 她害怕聚会结束回到家里，家里空气静默、压抑，和丈夫只能相顾无言。对女儿的思念，对老年的忧虑，就会一齐涌上心头。 所以她把所有精力倾注在互助组织上，既是对女儿的补偿，也填充了她空空落落、无法安放的生命。 2008年，孙丽萍向亲戚借了五万块钱，用来装修活动场地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她签订了眼角膜捐献志愿书。 有同命人遇到困难，她也尽量去帮助。失独母亲刘淑萍在儿子因车祸去世前，就与老公离了婚。儿子一走，她赌博吸毒，打算挥霍掉二十多万元赔款后自杀。 后来她被邻居发现在家里上吊，送去医院后，没钱治疗，院方只给她做了简易的抢救。 孙丽萍赶到医院，看见刘淑萍瘫软在走廊里，二话没说帮她补交了医疗费。出院后，还替她申请廉租房，自掏腰包给她买了个小摩托，让她自力更生。林林总总的花销，超过一万元。 “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也什么都不怕了” 孙丽萍尝试过再生一个孩子，没能成功。06年去上海学习“星星港”那次，她瞒着同行的家长，和老公去了一家知名医院，看不孕专科。抱了一大堆药回来，按疗程吃，还是没怀上。 年轻时，母亲曾向孙丽萍提议再生一胎，她为了工作拒绝了。孙丽萍现在后悔自己把工作看得太重。实际上，在互助组织里，不止一位失独家长原本就是搞计生的。其中一位曾说，“早知道落得这个下场，革除公职我也要生。” 孙丽萍也想过收养一个，但“这种事情看缘分”。08年汶川大地震，孙丽萍代表组织去四川慰问，还去孤儿院咨询了抱养事宜，“没有合适的”。也曾有人上门认亲，对方是个年近三十的大姑娘，单亲家庭出生，想找个健全的环境，弥补亲情。这样的想法太不单纯，老两口不能接受。 还有位单亲妈妈，带着自己两岁不到的女儿，不请自来。这位单亲妈妈在去扫墓的路上，瞥见樱花树下孙丽萍女儿的墓碑，猜到这是个失独家庭，就找到孙丽萍家，想把女儿交给孙丽萍夫妇照顾。 她把照顾女儿要用的大包小包全带去孙丽萍家。孩子还不会走路，非要抱着才不哭。孙丽萍的腰椎又做过手术，一天下来精疲力尽。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精力再养育孩子，一周后，便打发了这对母女，对老耿说：“咱们认命吧，自己好好活。” 可“好好活”哪有那么容易。 女儿走后这十一年，孙丽萍做过四次手术。有时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动弹不得，也无人照料。“那一刻，真的很想去跳楼。”她害怕衰老，担心自己一个人臭死在家里。 有个年近七十的单亲父亲，中风瘫痪在家，也无人照顾。他每天给孙丽萍打好几个电话，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。 年老力衰，跟不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，也常常让孙丽萍感到无助。那天，孙丽萍买回新手机，不会连无线网络，也不会下载软件。她跑去营业厅，向前台的小姑娘求助。生怕小姑娘不耐烦，就在一旁使劲夸她乖巧、漂亮。她想要是女儿还在的话，就好了。 但是至少她熬过来了，“没有抑郁，也能正常生活”，不像老耿。女儿离开的前一年，她84岁的父亲病逝。女儿走后两个月，母亲也离开了人世。每每谈起这些伤心事，孙丽萍还是会流泪。可一想起女儿在的时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她哭着哭着，又会笑出声来。 她抹了把眼泪，孑然地说到：“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也什么都不怕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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